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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延光:摄影师要对事实负责,对读者负责,对历史负责

2020-11-03已围观来源:互联网编辑:女人之家

贺延光

“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,去展示视觉刺激,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,人格的损害,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。 ” 贺延光说。

年轻的时候,贺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摄影记者,生怕自己到了现场没人留意,“摄影背心不离身,相机有几个背几个。”

30年下来,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,相机却越用越简单,摄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。跟年轻一辈一起讨论怎样拍出好片子,他的经验是,“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摁动快门,片子可能要好得多。”

有人说贺延光的传奇得益于他的经历,“四·五”事件、老山自卫反击战 、华东水灾、长江水灾、广西边境大排雷、北京SARS等重大事件发生时,他都在现场。

民主进程

却少有人深究为什么每逢大事发生,背着相机到达现场的每每是他。他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老同事卢跃刚很了解他,说贺延光不能生活在没事儿的环境里,“哪一天不发生点事儿,哪一天他就像被亏待了,筋骨酥软,眼光散淡。他那张弓总是拉得满满的,时刻准备着,一有事,嗖地,箭就在第一时间射出去了。”

“不到现场,一事无成”

2003年春天,走进非典病房的贺延光,已年过半百,小儿子只有6个多月。朋友们得知他深入一线,先是震惊,旋即平静,因为这就是他,不管哪里出了事,永远会站在第一线的一个人。

“现场对于一个摄影记者来说,太重要了。当然,不是所有的第一现场我都能去得了,但是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,我就要想办法。”贺延光说,每有新闻发生,自己心中会先做三个判断。

首先是这事儿值不值得去?“这是价值判断。”其次,能不能拍到好照片?“这是影像判断。”第三个,去了,照片能不能发得出来,“这是传播判断。”

三个判断里有两个得到肯定,他立马背包走人。时间长了,家里人甚至都形成了条件反射。1991年华东水灾,他母亲病重入院,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救灾画面,老人家非常惊讶地对陪护在身边的儿子说,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,你怎么还不去?”第二天,他就收拾行李出发了。

拍战争、拍灾难、拍疫情,精彩的片子一张接一张。他的内心也绝非没有恐惧,1997年赴广西拍边境排雷、2003年在北京地坛医院拍非典,都让他体会到“头发都竖起来”的惊恐。

帮助他克服恐惧的是对现场和真相的推崇及绝对尊重。“对摄影记者来说,不到现场,一事无成。”贺延光说。

很多时候,现场并非只有他一个摄影记者,但他总比别人更逼近真实一步。1997年广西边境大排雷,与他同在南宁的还有两个部队媒体的记者。现场拍摄太危险,南宁军区宣传处死活不同意他们到排雷前线,“他们跟我讲,教官给工兵上课,讲排雷,讲着讲着自己把雷弄响了,把自己给炸了。这么危险,你们就不要去现场了。要完成采访任务好办,咱们找个山坡,找几个战士穿上防护服,摆个样子,保证配合你完成任务。”

贺延光坚持说自己是一个“不到现场,根本就不会按快门”的人。终于得到批准,让他跟随排雷分队去了前线。照片发出来,《解放军报》的一位处长专门打电话给他,说延光你太棒了,我们部队的报道题材让你给抢了去,做得这么好,有人专门把报纸贴到我们的评报栏里了。他笑一笑说,“你们部队也来人了呀,可惜他们逛桂林去了,没往边境再走一步。”

1998年长江水灾,他一个人一边拍照片,一边用手机给报社通报灾情,九江决口的重大事件突破禁令成为中青报的独家新闻,事后他荣获了中国新闻奖特别奖。

长江水患

报社的年轻记者出门,总爱问他,“贺老师,我去了怎么拍啊?”他回答得很直接,“我不在现场,我也不知道怎么拍。我只能提醒你,要注意人和人的关系,注意人和环境的关系,注意细节。”

“文字记者可以在事后追访,还原现场。摄影记者失去了现场,能怎么办?”他告诫年轻的同行,在事件发生时,万万不可有半点犹豫,第一现场转瞬即逝。“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机敏,相机不能离手,意外往往在混乱时产生。”

更多的时候,他和年轻摄影记者的交流是在事后,他不看年轻人精挑细选出来的三五张得意之作,“把你电脑打开,把所有的片子都拿出来给我看。”这里面,他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对现场的深入程度、对事件的认识程度,以及对事件的把握能力。

他至今不太能接受“新闻策划”这个说法,更不能容忍有些人把“新闻策划”搞成了“策划新闻”,每年他都要作为评委参加各类摄影比赛,他的眼睛总是特别毒,一眼就能看出哪些照片是做过手脚的,对这样的作者他从来不客气, “能否对事实负责、对读者负责、对历史负责”,这是他衡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是否合格的标尺。

背儿子回家

不仅是为了观赏,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

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供职20多年,他信奉一位报社同仁总结的中青精神,“新闻业务的自由讨论、统一明确的价值取向、理想主义的职业追求”。

手中的相机,他看得特别重。1976年4月,25岁的他带着厂子里80多个团员和青年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大花圈,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,悼念周总理。看见有人拿着相机在拍照,他第二天也带着相机过去,一共拍了4个胶卷。

在其后的镇压和清查中,他因拍照获罪,入狱7个月,却由此深刻认识了拍摄和记录的重要,“照片比文字更能直击心灵,记录真相。”平反后,他曾当选团中央委员,“四五英雄”、坐过大牢、政治敏感、精力充沛、仕途光明。但他坚持要当记者,要当摄影记者。

他从不认为图片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和补充,“摄影记者也好,文字记者也好,都是记者,职业特点都是一样的,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。”

贺延光

“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,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。”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跟着文字记者出去采访,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课,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,“连静下心来听听人家说些什么都做不到”的摄影记者,“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,因为你全无思想,就是一个照相机器。”

他为《中国青年报》摄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题,已成为业内经典,不少兄弟媒体都要了去做参考。

考题里非专业知识占了一大部分,内容涉及历史、时政、文化、社会,“新闻摄影需要作者具备综合知识,能够把画面放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,对背景的娴熟运用其实靠的就是拍摄者对社会、对环境的认知。”

他拿出自己第一张获奖的片子《个体户上街》,与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《可口可乐走进故宫》作对比。

《个体户上街》拍摄于1981年5月,民营经济、个体经济刚刚放开,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一碗茶水递给顾客。“这个片子构图不错,人物表情也挺好,当时得了奖,我挺高兴的。但是后来,当我慢慢懂得什么是新闻摄影,我才知道这幅得奖照片问题其实很多。最大失误是什么?是我没有交代背景。”

“我是站在金水桥前拍的。如果我的背景里有天安门,或者有天安门城楼的那么一个角,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北京,在中国,北京的个体经营就是从大碗茶发展起来的,这个故事才完整,才更有意义。”

翻身的日子

他将刘香成的作品作为比照,“他这个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,是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照片,背景是故宫午门,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,兜售可口可乐,瓶装的。可口可乐这个标志,全世界都有,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,午门、故宫、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象征,一个国外最著名的产品卖到了这里。画面很生动,要表达的内容既准确又特别有韵味。”

“拍下就是永恒。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,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。”他常以此与同行共勉。 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,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。“历史多么顽强,不管如何禁锢,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,展现事实。”

常常有人问他,“这个东西又见不了报,为什么要拍?”他的回答很坚决,“早晚有一天它能见报,会和读者见面,今天见不了没关系。”他说不要怕等待,最可怕的是,有那么一天,片子可以拿出来了,人家问你,你却说,“哎呀,我想着当时不能发,就没拍。”

小平您好

“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,所谓顾后,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、发展的脉络;瞻前,就是你要往前看,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、共有的、永恒的,这一定要想明白。想明白了这些,你做这个事儿,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”

“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?”

拍摄过太多灾难,他的镜头却始终保有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。他一再告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,要有“同情心”,镜头里“要有点忌讳”,“直接表现苦难,是最简单的。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,去展示视觉刺激,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,人格的损害,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。”

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《面对生命》打动了很多人。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,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,生命与死亡、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。

面对生命。2003年4月30日,北京地坛医院,一位SARS患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,一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旁。

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,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,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。

“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,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,但作为记者,我尽量避免暴露他们更多的细节,更多的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传递信息。”拍摄医生如此,拍摄普通患者同样如此。一个女孩在病房里看杂志,察觉到有人在拍她,马上用杂志挡住自己的脸,“她说,您别拍我,我妈还不知道我来这儿了呢!”

“人家说得没错啊,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,但是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?”他赶紧让姑娘放心,“你看你的,用杂志挡着脸,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。”

“作品比名字更重要”,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他身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,获奖无数,却连个像样的个人影展都没办过。

有人称他“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”,他拍摄的《小平您好》《民主进程》《面对生命》《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》为许多读者所熟悉、赞叹,但是因为没有刻意的宣传,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。

“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”他笑一笑,“历史上多少珍贵的照片,署名是‘佚名’,不知道作者是谁怕什么,只要片子能够流传下来,足够了。”

摘自:南方人物周刊(经贺延光授权刊发)